文艺创作讲究视角，视角正，文思顺，视角不当，行文不畅。比如当下文坛有一些为权威学者和作家写的传记、印象记或随笔，其视角常常是斜视、仰视甚至俯视，或截取枝节，议论政治风云；或编缀情爱，煽情市场；或言过其实，大树特树；或狂妄无知，信口贬秽。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近月新出版的吴中杰先生的《海上学人漫记》，记叙或评述的多半是驰誉文坛、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的生平片断，每篇少则两千字左右，多则三、四千字，却多数写得别具一格，读来谐趣盎然，而又意理深醇。
所为者何？盖因作者面对权威学者时，不是斜视、仰视或俯视，而是平视。在作者笔下，他们既是权威学者，也是普通的人，既为熟识的师友，亦为记叙的对象，因而作者不为任何框框所囿，不受任何指令左右，以自己独立的思考、独立的感受写作，无拘无傍，率性而为。
说是率性而为的“漫记”，其实作者是酝酿在胸，精心选择的。因所记多半是熟人，或是作者的老师，或是朋友，故信手写来，皆能于叙事见个性。写曾经与新月派有过诗缘关系的三教授余上沅、方令孺和孙大雨，在简叙他们各有专攻、命运相异的同时，三教授的个性也就跃然纸上：余“胆子小，不敢抗争”；孙“骨头很硬”、“不肯低头”，是个“倔强的老人”；而方上课或作报告时容易“激动”，“处处洋溢着诗意”。同是语言学家，吴文祺是“踏准了革命节拍走路”，张世禄在历次运动中是“很自觉地夹起尾巴做人”。全书记叙了三十余位学者和作家，不是琐事的罗列，大体都能见事又见人的个性。作者在短文中还精选出独特的细节，在平实的叙述中烘托出这些权威学者和作家的人格境界，从而使人物和文章越发生辉。上峰逼迫王元化，如几天内承认“胡风是反革命集团”就放他出狱。王元化虽身心受到严重折磨，依然坚持了一位理论家应有的艺术良知。
趣味中有力度。平视权威的写作，是视所记叙者为自己研究和对话的对象，因而没有为贤者忌讳和向贤者献媚的心态，所以落笔轻松自如，涉笔亦可成趣。读《海上学人漫记》，就兴味盎然。如写到叶圣陶和郑振铎分别装作赵景深的父亲和哥哥，去吓唬一位爱恋已有妻室的赵景深的姑娘“不要耽误赵先生的前程”，写刘大杰青年时代与郁达夫“一个晚上连喝数家酒馆”，写一口苏州口音、声音轻微、不善讲课的郭绍虞的口头语等，读者不禁感到趣味横生，而且对作者笔下的众多权威学者和作家感到分外亲切。更令人赞赏的是，作者在叙事的趣味中又能折射出针砭时弊的力度，从平视笔底的权威学人，到平视近百年起伏跌宕的社会和时代，在这方面尤见作者笔力的犀利老辣。作者在《两种传统》中，以蔡元培就任“北大”校长时的演说及其后来广纳众贤的趣闻，叩问百年“北大”：对“官气”和“学气”两种截然相反的传统，今日“北大”何以为继？作者善于在生动有趣的叙述中叩问历史和时代，这种笔力来自于眼力和胆识。
平实中寓学理。与平视记叙权威的心态相应，全书语词和语气的基调也是朴素无华的。行文中间或发一、二声感慨，却基本上不露声色，不动情绪，对历史、时代、人生的思考全部融入平实的、自然的记叙中，别具一种阅读的魅力。作者记叙的是权威学者或著名作家，在写作心态上，仿佛是在介绍一位熟识的老友和新知，又仿佛是在休闲中与读者谈生平见闻。心态平实，心境平和，而在这种心态心境中，丰富的知识从笔端汩汩流出，平实的语句叙述了厚实的内容。读者不仅能增进知识，还能触摸到权威学者的音容笑貌，不仅如此，作者又能将笔下人物在深长的人生和治学中的片断、概要的叙述，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，即对学理和世理的感悟。学者的治学道路、作家的创作道路，都是与各自人生道路一致的，其中有一些也是历史和时代大潮的组成部分，因此成功的学人漫记理应显现治学和人生的诸多学理和世理。写蒋孔阳历经打击、压制而终成一大家的治学道路时，作者记叙了50年代我国文艺理论界以“前苏联模式”为权威理论的怪现象，从而揭示“权威是由权力和盲目崇拜造成的”学理和世理；谈到为人和治学，作者又通过记叙钱谷融先生的教学和作文生涯，揭示了“不执著”，为人作文却“一以贯之”，“无意标举，而所达境界甚高”的深刻学理。
八、九十年代，一些作家创作之余，也“做做学问”，初见成绩者有流沙河、王蒙、刘心武、李国文等；而一些学者，治学之余也“搞搞创作”，除老一辈权威学者如季羡林、贾植芳、钱谷融、唐振常等早已驰誉文坛外，中老年学者中治学之余也写写散文、随笔已颇见影响的较多，如林非、章培恒、潘旭澜、谢冕、陈丹晨、余秋雨、葛剑雄等。其实，这正是新文学史上五四前辈经典作家的一个宝贵传统。鲁迅、胡适、郭沫若、茅盾等等，他们往往有多种才能，创作、治学、翻译、授课、编辑等；也有多付笔墨，一人可兼写多种文体。吴中杰先生的“漫记”一出手就不同凡响，其精神上也是与这种五四新文学传统一脉相承的，也是与他多年来在鲁迅研究、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思潮领域深邃的治学功力密不可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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